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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MCP “艺术与设计”学科亚洲排名第一的院系是怎样养

  坚信“人人都是设计师”的娄永琪以大学为“道场”,召集设计、创新同好在改写社会面貌的项目切磋论道。他看中社区经济大势及其对创新的带动,希望引动新锐企业家得益并蜕变。

  “我进大学的时候完全不会素描”,娄永琪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1年他考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期初的囧样,“画个立方体,我画的这个边都是平行的,拿个铅笔仔细地画平行线,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原来这是透视……但是一年之后,我就是我们班素描画得最好的。”

  不过这并非一个“努力以致逆袭”的奋斗故事。“我一直不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孩子”,娄永琪说,真正使他受益的反而是中学时读过足够多的书,“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会下意识地去思考方法。”

  自觉地调配方法论让娄永琪溜得飞起,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成为上海最著名的手绘建筑效果图画家。但娄永琪放下画笔赋予他的这个优势生态位之果断也是没谁了,“大概99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你不能再画画了,太浪费了……。”

  “第二天我就不画了……之后开始做我的建筑师事务所。到2007年左右,我大概建成了40多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娄永琪在此后创立筑道城市设计工作室(Studio TekTao),但于他而言,最值得珍视的是期间“我们做了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这反而刺激了娄永琪果决地放弃成为著名建筑设计师的人设,于2007年发起了“设计丰收”设计研究项目——聚焦于设计驱动的城乡互动战略设计研究项目。

  两次大转身的洒脱与果决,颇有几分似是沈约在《内典序》所言的“闻片议而陟道塲,受一言而升彼岸”,但娄永琪没有太多想把自身经历大而化之的意愿,而是更确实体悟到生活中遮蔽创造力的可能因素太多, “有创意的人是幸存者,英文叫survivor。任何一个孩子在小时候它都是有创造力的,但是他在社会化过程当中,就不断地被社会格式化,变得平庸了。”

  “其实人人都是设计师,人人都有潜力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只不过很不幸他在成长过程他的创意逐渐被一层一层地封起来。封得实在太厚,光靠自己就怎么也揭不开了”。娄永琪说:“重塑教育是源头,从内而外地避免创意被封存;另外一块就是怎么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有创造力,让这个社会更加崇尚创造力,让这个盖子更加容易被打开。”

  解封创造力的两条路径,娄永琪一路亲身走着,自然地就像左脚与右脚的交替,而并行的还有同一句解封的“咒语”——“更多的可能性”。

  十余年前,当他设计的学校因为美得像园林广受赞誉时,娄永琪却担心封闭式校区把教育和社会相隔离,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这造就了此后一直在鼓动学校拆墙的娄永琪,他说:“中国大部分大学都是由围墙圈起来的,但大学和社会的界限、和城市的界限不应该这么明确。”

  2008年,同济大学前校长裴钢决定将艺术设计系独立出来,以原隶属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这个系为基体,创建一个全新的设计学院——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裴钢认为设计是能解决中国快速城市化之后的创新和转型升级问题的“未来学科”,而对于同样认可这一观点的娄永琪来说,他更在意的是,重塑设计学科培养新型设计人才对于上述两条路径都足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就如同改革改革者之于改革。

  “设计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专业之一!”娄永琪在设计创意学院官网的院长寄语中写道,“它是为数不多的能把兴趣和工作融为一体的专业:创造的快乐,令人着迷,沉浸其中总会受用终生;它是一个乐观上进的专业:诸多问题都可以借助设计加以解决或改善,生活因创意而变得妙趣横生;最重要的是,它链接了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和这个世界可能的变革:’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创造‘,让设计充满了使命感……”

  “成立新学院时一分钱开办费都不要给,”事实上位于同济大学一街之隔的原“巴士一汽”园区内的这个“同济大学最小的学院”创建经历,也与上述乐观主义的宣告一脉相承,娄永琪说同济大学给予学院的最大支持恰恰是给予学院和学科发展足够的自由。

  他希望从根子上就来源不同,“这是个创造性的学院。”为此,设计创意学院大一第一学期普及“开源硬件与编程”课程,力图让这些未来的设计者有不同的“工具箱”并由此引发在思维有别于传统设计者。“我提出了一个’立体T型‘的设计教育框架,试图通过直接把设计教育和研究与真实世界相连,把我们的垂直能力、专业能力以及跨情景运用知识的水平能力整合起来,”娄永琪希望所有的学生以问题思维凝聚更广泛的能力组合,而与此相配合的是学院做出更多底层的改变。

  “设计正在从以造物为核心的活动升级为处理复杂关系的活动。社会、经济、政治、民生等相关的大规模复杂问题,深深根植于社会技术和经济背景中,蕴含丰富的关联性。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势必对设计知识在广度、深度和复杂度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论文《基于设计四秩序框架的设计基础教学改革》中,娄永琪和合作者马谨老师委婉地表达了传统设计教育的不足和设计创意学院的改造方向,而外界的反馈无疑在肯定这种方向。

  在2016年、2017年、2018年QS(Quacquarelli Symonds,英国教育及留学机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在“艺术与设计(Art and Design)”学科分别位列全球第34名、第26名、第18名。2019年,排名进一步上升为全球第14名、亚洲第一。

  重塑教育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阶段性成功,让娄永琪有意愿去实验设计课程的“基因编辑”能力。2017年,学院与黄浦区教育局合作创办了上海市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以三个全新特征界定了这所中学的不同寻常之处:基于创新素养培育的“六四”式(基础型课程60%、创新型课程40%)课程体系;以“以设计驱动的创新教育”为特色;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跨学科素养、创造力、领导力、合作精神和社会使命感的创新型人才。

  “办这所中学实际上就是想让创新教育往前端延伸,”娄永琪直言他对“怎么能够让人的创造力更早释放”问题的着迷,而探究求解在中学“越往后其实越难打开”。

  但上海市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也好,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也罢,学生们自己把“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创造”挂在嘴边是不够的,更有效的刺激还是教师们的示范带动以及和学生们的协同共创。

  好在设计创意学院的教授们不缺让人眼前一亮的范例,而娄永琪更是大手笔不断:关注城乡交互的项目“设计丰收”、探索大学知识溢出与社区微更新的“四平空间创生行动”、社区实验室NICE 2035等等不一而足。

  “当时选崇明岛做这个基地的时候,要找个村做试点,我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交通最不方便,最难到达;第二个标准是没有任何资源,它不能有钱不能很富,不能很美丽漂亮有风景不能很有什么底蕴,有什么名人什么一大堆,是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庄;第三点就是希望能够有愿意改变的当地人,就是乡村干部希望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最后选择到仙桥村。”

  看得出以仙桥村为对象的“设计丰收”和设计创意学院有相通之处,刻意地剥离了一些资源优先属性,颇有些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仙气,而仙桥村这个崇明岛最难到达的村子反而成了可能最多全球各界人士造访的村子——20余场工作坊与研究课题展开、上千名年轻人参与到设计丰收社区支持农业项目中、近百位青年艺术家被吸引到设计丰收艺术家驻村等项目中……

  这种国际参与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性,甚至很可能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娄永琪的预计,并启发了他做了如下定义:一个针灸式的可持续设计方略:崇明仙桥可持续社区战略设计。

  而设计丰收和设计创意学院的前进步伐中的共通之处,也反过来加强娄永琪对他称之为“道场”的信念,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知识、资源、人群、事件、活动的交互,由新使命、新角色、新方法和新工具和宏大目标激励出的生态磁场是强力且可能给任何参与其中角色带来蜕变的,犹如卢简求的《杭州盐官县海昌院禅门大师塔碑》所言:“胎卵湿化,无非佛种;行住作卧,皆是道场。”

  不过,最能体现和承载娄永琪寄托的“道场”,莫过于设计创意学院,或者描述为以学院为创新引擎的四平社区更妥帖些。

  “社区一直和乡村一样,被认为是创新的末端”,娄永琪在仙桥村之后更有信心驳斥常见的谬误,“社区有各种问题、各种需求、各式各样的人才、大量的应用场景,这些都可以用来倒逼创新转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社区是一个创新的宝藏,只是没有被大家看到”。

  但这个宝藏不仅仅是比拟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上娄永琪把社区所蕴含的经济机会评估为千亿规模以上,并且有望成为全球竞争中的关键要素,“社区背后孕育着一个巨大的经济,等待我们去发掘。这个经济是跟未来新的生活方式有关的……所有对这个世界的未来可能的这些问题或者想象,都可以在社区去找原型,都可以在社区做原型实验……很多中国现象、中国需求和中国场景,一定会催生中国创新,有些东西美国人想干也干不起来了。”

  从2009年开始,娄永琪就带领学生开始扎根社区。先后和曲阳、凉城等社区合作,从开始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地在上海不同社区进行不同方向尝试,到最终扎根于学院“老巢”四平社区,并于2015年开始所谓“社区三部曲”的第一部曲:社区微创新,在娄永琪的推动下,倪旻卿老师负责的“四平空间创生(OYS)”第一年就做了66个微创新,至今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微更新的样板。

  第二部曲则是把学院的大量的实验室开进了社区,被称为“生活实验室”。学院的研发实验室、教育空间搬到社区,现在设计创意学院近乎有三成“飞地”设在主校区之外,而相关的店铺、众创中心、孵化器等机构更是植入到社区的不同位置,而2017年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合作成立的“同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上海城市科学实验室(City Science Lab @ Shanghai)”更是直接由社区内的一个垃圾房改造而来。

  如此密度的对接,有点像是心内科手术对接驳血管,娄永琪说社区原住民对于创新并不是单纯的接受端,“原来的社区有潜能、有基础,只是靠自己无法转化成创新……要用设计的眼光发现、改良。这里的基本逻辑像炸药,若干个成分组织起来会爆炸的,但缺了啥做不出来。”

  而第三部曲,则是以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为核心载体的众筹众创社区。这里集聚了海尔未来厨房实验室、Sound Lab声音实验室、Neuni新材料实验室、Fab-O创客教育实验室、阿斯顿马丁创意实验室等一系列面向未来生活方式的原型实验室。娄永琪深信由于社区兼具多元化、面向未来和刺激灵感等宝贵特征,因此是天然的创新策源地。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理解社区的创新价值……基于这些问题原创地去发展未来的初创公司”,是第三部曲的一条主线。他以确凿的口吻反问道:“包豪斯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把设计教育和工业革命紧紧地连在一起,所以超越当时所有的艺术学校……但包豪斯并不是产业革命的原因,它只是产业革命的结果。

  从未来回望,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超过包豪斯?——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设计,“无中生有”地基于需求端的创新,倒逼技术转化和发明,创造新一轮产业革命,为未来全球人们更美好的生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创想、中国方略,这将是我们对包豪斯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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